YOUNG'S HOME

有些人应该好好领悟辩证法的要义了，而不是仅仅把如下语句挂在嘴边：马克思主义是唯物辩证法。尤其伸出高位的书生，发言更不是清谈，牵一发而动全身，须知其重要性。

    我这里要提的大概是最浅显的理解，即互＋动，或者此（若）消彼（许）涨。

    官方统一的口径是，我国经济内需不足，且长期没有改观，导致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缓慢，因此诸多政策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偏向了需求方，尤其对于房价，更是迫于社会政治压力，出台了所谓90/70的规定，让我们先看看它的预设目标：90/70规定就是90平以下的住宅至少需占总建筑面积的70%，似乎是通过增加中小户型的供给，照顾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非常好的政策，至少对于如我这样的房奴来说。然而在深圳，它的实际效果不是平抑房价，反而使之向相反方向运动。用最简单的剪刀线来阐述，部分原因是开放商因为这项规定而无利可图，继而供给下降，辅之需求不变甚至上升，继而推动房价上升（当然用拍卖也行）。

    我无意揣测国土部门的意图，但是这样的硬性规定，在保证需求的同时，是否考虑到它对供给方的影响，实在值得商榷。

    一贯反对的所谓一刀切，去年至今也屡见不鲜。譬如冷门热门专业的划分和相应招生政策的自适应调整，实际就是一个周期性的振荡。热门是相对的，冷门也是，且往往跟相应的供求比有相关性。不可能所有的专业都是热门，同样不可能所有的专业都是冷门。冷热之争，存于人心，存于社会分工结构。靠简单的调整招生比例，可以预期是将矛盾放在了至少四年以后，四年前的热门者或因为僧多粥少而抱怨，冷门者或因为供不应求而暗暗庆幸，再之后按照我们定义的调整系统，冷热关系又将进入新的调整期，类似的故事又会发生在师弟师妹们身上......因此它绝不是解决之道。我们希望社会就业达到均衡，但均衡不是四平八稳，因为我们所处的毕竟不是简单的封闭经济，我们有国际冲击，我们有生产技术进步，我们有产业调整，我们有资源瓶颈，甚至天灾人祸、战争暴乱。要走的路很长，但是简单的自适应系统绝不应该是它的起点......

    我不想提理性预期在这里的作用，虽然它很重要。我想说的是任何政策不大可能是如它预期那样目标明确，因为现代经济是个复杂的系统，纵横交错，牵连广泛，牵一发而动全身，没点辨正的精神，会顾此失彼的。有的人该好好想想了，尤其身处高位的书生们，我们都曾（或正在）那样坚定的反对“拍脑袋”的处事方式，现在的所为看上去又有多大差距呢？

    三个原因让我在旅行过程中写下这些文字：

    1，书店里没有了我偏好的M.Friedman的小册子，再不能把书店当图书馆了，以至于我不得不翻翻看《蓝海》、《基金必读》、《股民×经》的东西打发时间，抓狂；

    2，但凡炒股的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虽然能听出来主要的内容或是主要的扯淡，但是必然包含如下关键字：股票，A、H、泡沫、结构性、蓝筹等等，股疯的时代；

    3，好歹我即将开始BOC的生涯，且据说我被supposed做外汇理财产品，好歹关心下就近的金融话题吧，毕竟在我眼里它更多的涉及了宏观经济，而不单单是定价理论本身。

    坊间在谈论泡沫与否的，我认为哈继铭是最聪明或是最高明的一个－－他认为泡沫是追认的－－这比默认股市存在泡沫或不存在泡沫而自说自话要来得稳妥贴切得多。这点很重要，也是这段文字的起点。同时被认为有所过时的理性预期在这里也有所启示，道理很简单，保守的说，大部分危机都是自我实现的，其途径就是人人的理性预期。让我们把股市放在如88年的环境下，股票如商品一样被议价，同时天天都有人在旁边喊，明天要崩溃，明天要崩溃，疯狂的抛售必然如期而至，虽然在那之前它仅仅是一种可能。

    以下是我的主题：我坚信基本面分析王道的信念，毕竟在我眼里股票作为利益/风险的予夺/分割凭证，比作为菜市场的青菜来得更自然，更贴近历史沿革。因此，即使股市经历了大跌，也请坚信当初入市的初衷至少对于自己是正确的，因为股市的高涨，一定程度上是来自于上市公司收益情况的良性趋势，或至少启动于斯。说到逐渐加入的非理性因素，在非机构投资者占主要份额的股市里，需要谈么？看看证券公司营业部里待着的，满口流利术语的大爷大娘就可以了。但尽管如此，散户的力量如此分散，且跟风，如何能够做市场的领导者？换句话说，我不认为6/4的大跌是因为泡沫被挤破，或即将被挤破，我更愿意认为那是一次人为的市场回调。

    最后，我那些想在泡沫上做文章的同学们，注意把握方向，也许研究所谓“泡沫”本身就像研究或有之物一样，缺乏实际根基，不如看看在“泡沫”存在的前提下，分析现行政策的效果，或是预期它们可能的走向来得更实际也更有挑战。

这是自己定义的命题作文，记录我对两位老师两年来的印像，当然可能一辈子也做不完，并且我相信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提起。题目是仿造徐高前辈所起的，明目张胆的盗名^_^。

    2年前是周老师让我的理想能够延续至今，无论是苟延残喘式的，还是举步为艰式的，至少我能够徜徉于书海，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在文字里挑战自己，哪怕只有一天也是很幸福的事情。周老师是很开化的人，她会容忍我们的要求，有时候甚至是无礼的要求,以至于我自我感觉是个腕儿，至少在院里是的，老师成了给我跑腿的。说到书，对一个学费都难于应付的人来说，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而我被普遍认为是个经院派的人物，喜欢引经据典，以至于我时时贪婪的向周老师提出索取书目的要求，有求必应－－无论是IAS的影印版，还是人大的翻译版，增长趋势如此明显，以至于我的书架在第一年还没结束的时候就爆满，以至于不得不剥夺了室友的箱子作为临时的书柜。

    周老师很重视启发性的工作，以及思维训练，我想这是她容忍我天花乱坠甚至不切实际的想法的原因，同时也是她善于扮演倾听者的习惯使然。给我留下这个先验意识的是我跟周老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是研究生入学面试：几个老师简单寒暄之后，周老师问了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你能谈下《麦琦的礼物》吗。这个问题对我是如此简单是因为我跟女友自大学以来无数次经历这样的境况，以至于我深有体会的从多重均衡以及初步的演化博弈思维入手（其实那时候真是半吊子，当然现在也是），一个人做起了关于多重均衡结果的Seminal，我更觉得自己像老师，尤其几位老师不停似懂非懂的点头的，并时时报以鼓励性的微笑时。我想正是这次长达40分钟的会面（普遍的面试时间是15分钟），决定了我后来成为周老师门下的学生，当然也算半个刘老师门下生。进入周门的第一天，我所做的就是陈述自己选定的方向和选定该方向的原因，我记得我表达的大概是我想做的是机制设计的规范分析：因为现实的经济运行有很多缺陷，和很多明明知道有问题却还要做的事情，譬如GDP崇拜等等，我想那是制度出了偏差而不是人本身的问题；同时选择做规范分析是因为它至少可以给我一个暂时摆脱数据之苦的机会；选这个方向也跟我父母的遭遇有很大关系，因为他们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和场外规则实在太多。我记得周老师的回答很耐人寻味：要是早认识你，应该送你去武汉大学，接受更高层次的训练，否则会耽误。当然，我的想法很理论化（并且没有直接告诉他，而是一笑了之，以避免锋芒毕露），历史是没有假如的，正是没有假如才有了色彩缤纷的可能性，才有了人活着的理由和驱动力。当然我同样惋惜自己过于保守的决定，也同样再次略带沉重的想到了《麦琦的礼物》的多重均衡。

    刘老师跟周老师是夫妻，毫不奇怪的，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是很讲究的人（并且我常常偷偷半是羡慕半是嫉妒的跟人讲，他们多有生活情调丫），也是待人很宽的人，我借着做项目的由头把刘老师的办公室变成了我的会客室，刘老师还两头跑送吃送喝，呵呵，我又当了一次大爷。我的脾气急，且自诩为完美主义，因此常常为了一些细节的不完美，跟老师大发人家的脾气（最常见的语句是他们做统计的是干什么吃的，基本的表格居然还要使用者自己校对），居然还要轮到老师来平息这些无名火，实在是很孩子气，也是只有在那种人员构成下才能享受的特权。

    二位老师的共同点还在于都很好的贯彻了做事高调，做人低调的原则（当然后一条在某些场合是我不愿意看到但必须接受的），我实在不明白做数据处理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推敲和整理就拿来用的所谓实证研究是怎么一回事，并且我也疑惑这些产品的目标读者是哪些人；但是我知道在刘老师手里做的项目，每个数据都是经过了至少10次以上的推敲和多方校对，至少我们守住了实证研究的低限。然而二位老师鲜有传闻说跟谁谁闹不和，或是公开的攻击谁（虽然这不能算是缺点），并且在我做自然科学项目申请的时候，我试着用最包容的态度来解决可能出现的、来自高层的不和谐音符，也是来自于周、刘老师的建议。当然周老师有自己的想法，如想要建立现代的经济学教育体系，至少在学校内改变一些陈旧的传统。最近的例子如邹恒甫老师以及他在IAS算是成功了一半的例子（周老师对IAS十月事件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主流上我们师徒是一致的，那就是这明显是自毁长城的做法），以及复旦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复旦集结了一大批青壮年的研究者，如王永钦老师、石磊老师、寇宗来老师、张宴老师等人，他们才是未来的脊梁，我有时候会不经意的提起这样一个命题:我们学校这样的行动轨迹，哪一天才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全面海派进程（看看他们最近的动作，我们常常唏嘘，并且陷入类似李约瑟之谜的自我考量中），都是我提出的几个参照物。这样双赢的事情，居然有看不见的手来阻碍，实在是一种悲哀。再比如对文献的看法，至少在这里，我们师徒是一致的，并且我也认为在这一点上周老师跟我一样高傲，我们对很多重复建设的文献不屑一顾，宁可牺牲效率也要作出自己的文献索引，就像杨小凯当年做的一样，这也是周老师给我的文献列表普遍是英文的缘故（以至于我看英文文献的速度比看中文快）。但是周老师不是那种技术流的人，因此她很注意跟我们强调模型背后的故事，不能让论文流于技术重复。并且虽说老师脾气温和，但我也见过她为师兄论文的事情发怒，有点怒其不争的意思，我想这是她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学术氛围里所能作的唯一的事情。

    说到为人师表，我听闻我的同门师兄师姐们已经有好几十位了，当然很多都没有见过，见过的几位有元老级的梁广师兄，还有据说个性飚捍的黄诚师兄（当然我不觉得）跟常常跟黄师兄PK的跑去当小秘的（当然是重点培养对象）孙辉伟师兄，以及常常调侃或者说调戏服务员的张振国师兄、皈依佛教的但是在我们威逼利诱下破了荤戒的汪志波师兄、当然还有跑去广州不再跟我抢饼的刘品洁师姐，以及传说中出门带枪的黄莉师姐等等，同样不能忘了目光敏锐但是眼睛很袖珍的周克师兄（他对我有过很有意味的品语，我至今不能准确把握），和眼睛同样小，但是笑起来很阳光的徐良师兄（如果我再主动点，说不定真可以改变轨迹成为理论新锐，像他开的玩笑一样）还有同代的双李、刘......个性鲜明或者说个性各异的人，聚集在同一个门下，记住同一个号码，记住同一个地点，形成朴素的“聚点均衡”：会在一段约定俗成的时间内给自己的老师问安，或是碰上婚庆会回来拜会他们......我觉得二位老师在为人师表上已经做的很好了。当然我的境遇是我自己的惰性造成的，包括跟皇后大学的擦肩而过，跟其他条件无关，所以我私底下觉得周、刘二位老师对我过于遗憾了，他们已经倾尽全力，遗憾的是我是个不成才的学生。

    05年10月16日才正式结识，却已经无话不谈的好友张俊（drinking）老跟我提这样一个提法来形容我们碰到的老板：“我们碰到了最好的老板，但我们不是最好的学生”似乎颇能说明问题。他的老板是武大叶初升老师（毫无疑问，我跟张俊认为他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明日之星，原因主要来自于他做事情的态度和对人的态度），我的老板是财大周月梅老师还有武大刘伟老师。

    如果说这是“导引”那由我做就太不恰当了，毕竟我不是元老，也不是最有成就的学生。

    若权作回忆的点滴，或是截取部分作为论文的注脚，就更合适了吧。

这个Seminal拖了很久了，抱歉，今天开始第一篇关于它的文章－－只有几篇文献的综述，权作开端。

关于发展和增长的概念以及若干现行度量方法请参阅博金斯等（1996）的《发展经济学》，或者张培刚张老、谭崇苔谭老的教科书（分别是《发展经济学教程》、《发展经济学》），作为整个研究的起点，请恕我从现行的，重要的也是最抽象的理论模型开始，以下是正文：

刘易斯（LEWIS，1954）开启了战后发展经济学的新篇章，他所观察并成功描述的二元结构，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找到了实际支持；传统部门（主要以农业部门为主）与现代部门的交互关系在他的文章里（以及若干后继文献）成为了主要研究对象（主要是以二者的此消彼涨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发展三阶段（最后完成此提法的被认为是费景汉和兰尼斯）），同时也描绘了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的路径和条件。他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关于边际生产力递减的假说，同时回避了古典经济学家普遍的悲观论调，强调了由现代部门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和收入增长为持续发展所注入的活力。其主要观点是，在传统经济占主导的经济环境下，由于存在现代部门的萌芽，以及传统经济存在的种种失业（主要表现为农业部门的隐性失业）所支持的劳动无限供给，将导致现代部门能够持续获取劳动力，以及创造资本(和完成资本积累)，从而促进新一轮发展，并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二元结构......只到传统部门不存在失业，劳动力供给开始实现市场化，工资开始按照边际生产力定价，经济步入向现代部门占统治地位的结构过渡，最终传统部门完成了现代化，经济成为了完全的商业经济。

费景汉和兰尼斯（Fei and Ranis，1961）继承了刘易斯的分析范式，如前，他们使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的发展路径完整了，他们的分析比刘易斯（1954）前进之处不仅如此，还在于强调传统部门的功能不仅仅是储备劳动力大军，更是为现代部门补充农业剩余，因此，重视农业技术进步便成为自然之意；同时通过在二元部门彼此相对重要性上的修正，对农业部门自身发展对经济结构演进的意义也成为了可能的和必须的。因此，最终这两篇文献常常被归为－－“刘易斯－费景汉－兰尼斯范式”。

做为规范分析的基础二者也许是合适的，但二者也有明显的缺陷，大体如下：1，劳动力转移的平滑性被大大忽略了（这也是常见的批评之一，后续有大量研究着眼与此，如巴德汉（P.Bardhan,`1999）托达多（Todaro，1969）哈里斯和托达多（Harris and Todaro，1970））；2，用上述范式，则二元结构的由来可以被归结选择问题，如根基于报酬差异，或是两部门间的比较优势等等“简单的”经济理由，而对城市化进程本身的、以及二元结构分工的效率意义缺乏关注，或是解释苍白。

基于第二点缺陷，杨小凯和莱斯（Yang and Rice，1994）发展了第一个新兴古典一般均衡的城市化模型，它从交易成本的规范定义出发，预见城市的出现以及城乡分离会作为分工演进的结果而出现；同时，它也在一般均衡意义下，解释了城乡人口流动的原因；以及更为根本的，是城市化开始，到二元结构演进这一趋势出现的原因。

选取以上文献的出发点在于，以上三篇主要文献都为经济结构的演进提供了相同的、或至少类似的目的地预期；不同之处在于，刘易斯（1954），以及费景汉、兰尼斯（1961）侧重于对过程本身的描述，而杨小凯和莱斯（1994）则对过程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初步的解释（当然是基于交易费用的，类似于成本收益的分析范式），为了能够对制度的形成有动态的认识，而不是仅仅像新古典经济学传统那样把它理解为外生的，或是如普洛米修斯的火种或干脆就是天上之物那般理解，也正是基于“角度比方法更重要的原则”，我选择上述三篇具有某种程度上重要意义的文献。

以上仅为很不严谨的文献综述。

参考文献

Bardhan,Udry.1999 Development Microeconomics

Fei,Ranis,1961 the Theory of Economics Development

Harris,Todaro，1970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Lewis，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Todaro, 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ment countries

Yang,Rice,1994,An Equilibrium Model Endogenizing the Emergence of a Dual Structur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Se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