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应该好好领悟辩证法的要义了，而不是仅仅把如下语句挂在嘴边：马克思主义是唯物辩证法。尤其伸出高位的书生，发言更不是清谈，牵一发而动全身，须知其重要性。

    我这里要提的大概是最浅显的理解，即互＋动，或者此（若）消彼（许）涨。

    官方统一的口径是，我国经济内需不足，且长期没有改观，导致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缓慢，因此诸多政策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偏向了需求方，尤其对于房价，更是迫于社会政治压力，出台了所谓90/70的规定，让我们先看看它的预设目标：90/70规定就是90平以下的住宅至少需占总建筑面积的70%，似乎是通过增加中小户型的供给，照顾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非常好的政策，至少对于如我这样的房奴来说。然而在深圳，它的实际效果不是平抑房价，反而使之向相反方向运动。用最简单的剪刀线来阐述，部分原因是开放商因为这项规定而无利可图，继而供给下降，辅之需求不变甚至上升，继而推动房价上升（当然用拍卖也行）。

    我无意揣测国土部门的意图，但是这样的硬性规定，在保证需求的同时，是否考虑到它对供给方的影响，实在值得商榷。

    一贯反对的所谓一刀切，去年至今也屡见不鲜。譬如冷门热门专业的划分和相应招生政策的自适应调整，实际就是一个周期性的振荡。热门是相对的，冷门也是，且往往跟相应的供求比有相关性。不可能所有的专业都是热门，同样不可能所有的专业都是冷门。冷热之争，存于人心，存于社会分工结构。靠简单的调整招生比例，可以预期是将矛盾放在了至少四年以后，四年前的热门者或因为僧多粥少而抱怨，冷门者或因为供不应求而暗暗庆幸，再之后按照我们定义的调整系统，冷热关系又将进入新的调整期，类似的故事又会发生在师弟师妹们身上......因此它绝不是解决之道。我们希望社会就业达到均衡，但均衡不是四平八稳，因为我们所处的毕竟不是简单的封闭经济，我们有国际冲击，我们有生产技术进步，我们有产业调整，我们有资源瓶颈，甚至天灾人祸、战争暴乱。要走的路很长，但是简单的自适应系统绝不应该是它的起点......

    我不想提理性预期在这里的作用，虽然它很重要。我想说的是任何政策不大可能是如它预期那样目标明确，因为现代经济是个复杂的系统，纵横交错，牵连广泛，牵一发而动全身，没点辨正的精神，会顾此失彼的。有的人该好好想想了，尤其身处高位的书生们，我们都曾（或正在）那样坚定的反对“拍脑袋”的处事方式，现在的所为看上去又有多大差距呢？

    三个原因让我在旅行过程中写下这些文字：

    1，书店里没有了我偏好的M.Friedman的小册子，再不能把书店当图书馆了，以至于我不得不翻翻看《蓝海》、《基金必读》、《股民×经》的东西打发时间，抓狂；

    2，但凡炒股的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虽然能听出来主要的内容或是主要的扯淡，但是必然包含如下关键字：股票，A、H、泡沫、结构性、蓝筹等等，股疯的时代；

    3，好歹我即将开始BOC的生涯，且据说我被supposed做外汇理财产品，好歹关心下就近的金融话题吧，毕竟在我眼里它更多的涉及了宏观经济，而不单单是定价理论本身。

    坊间在谈论泡沫与否的，我认为哈继铭是最聪明或是最高明的一个－－他认为泡沫是追认的－－这比默认股市存在泡沫或不存在泡沫而自说自话要来得稳妥贴切得多。这点很重要，也是这段文字的起点。同时被认为有所过时的理性预期在这里也有所启示，道理很简单，保守的说，大部分危机都是自我实现的，其途径就是人人的理性预期。让我们把股市放在如88年的环境下，股票如商品一样被议价，同时天天都有人在旁边喊，明天要崩溃，明天要崩溃，疯狂的抛售必然如期而至，虽然在那之前它仅仅是一种可能。

    以下是我的主题：我坚信基本面分析王道的信念，毕竟在我眼里股票作为利益/风险的予夺/分割凭证，比作为菜市场的青菜来得更自然，更贴近历史沿革。因此，即使股市经历了大跌，也请坚信当初入市的初衷至少对于自己是正确的，因为股市的高涨，一定程度上是来自于上市公司收益情况的良性趋势，或至少启动于斯。说到逐渐加入的非理性因素，在非机构投资者占主要份额的股市里，需要谈么？看看证券公司营业部里待着的，满口流利术语的大爷大娘就可以了。但尽管如此，散户的力量如此分散，且跟风，如何能够做市场的领导者？换句话说，我不认为6/4的大跌是因为泡沫被挤破，或即将被挤破，我更愿意认为那是一次人为的市场回调。

    最后，我那些想在泡沫上做文章的同学们，注意把握方向，也许研究所谓“泡沫”本身就像研究或有之物一样，缺乏实际根基，不如看看在“泡沫”存在的前提下，分析现行政策的效果，或是预期它们可能的走向来得更实际也更有挑战。

这是自己定义的命题作文，记录我对两位老师两年来的印像，当然可能一辈子也做不完，并且我相信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提起。题目是仿造徐高前辈所起的，明目张胆的盗名^_^。

    2年前是周老师让我的理想能够延续至今，无论是苟延残喘式的，还是举步为艰式的，至少我能够徜徉于书海，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在文字里挑战自己，哪怕只有一天也是很幸福的事情。周老师是很开化的人，她会容忍我们的要求，有时候甚至是无礼的要求,以至于我自我感觉是个腕儿，至少在院里是的，老师成了给我跑腿的。说到书，对一个学费都难于应付的人来说，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而我被普遍认为是个经院派的人物，喜欢引经据典，以至于我时时贪婪的向周老师提出索取书目的要求，有求必应－－无论是IAS的影印版，还是人大的翻译版，增长趋势如此明显，以至于我的书架在第一年还没结束的时候就爆满，以至于不得不剥夺了室友的箱子作为临时的书柜。

    周老师很重视启发性的工作，以及思维训练，我想这是她容忍我天花乱坠甚至不切实际的想法的原因，同时也是她善于扮演倾听者的习惯使然。给我留下这个先验意识的是我跟周老师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是研究生入学面试：几个老师简单寒暄之后，周老师问了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你能谈下《麦琦的礼物》吗。这个问题对我是如此简单是因为我跟女友自大学以来无数次经历这样的境况，以至于我深有体会的从多重均衡以及初步的演化博弈思维入手（其实那时候真是半吊子，当然现在也是），一个人做起了关于多重均衡结果的Seminal，我更觉得自己像老师，尤其几位老师不停似懂非懂的点头的，并时时报以鼓励性的微笑时。我想正是这次长达40分钟的会面（普遍的面试时间是15分钟），决定了我后来成为周老师门下的学生，当然也算半个刘老师门下生。进入周门的第一天，我所做的就是陈述自己选定的方向和选定该方向的原因，我记得我表达的大概是我想做的是机制设计的规范分析：因为现实的经济运行有很多缺陷，和很多明明知道有问题却还要做的事情，譬如GDP崇拜等等，我想那是制度出了偏差而不是人本身的问题；同时选择做规范分析是因为它至少可以给我一个暂时摆脱数据之苦的机会；选这个方向也跟我父母的遭遇有很大关系，因为他们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和场外规则实在太多。我记得周老师的回答很耐人寻味：要是早认识你，应该送你去武汉大学，接受更高层次的训练，否则会耽误。当然，我的想法很理论化（并且没有直接告诉他，而是一笑了之，以避免锋芒毕露），历史是没有假如的，正是没有假如才有了色彩缤纷的可能性，才有了人活着的理由和驱动力。当然我同样惋惜自己过于保守的决定，也同样再次略带沉重的想到了《麦琦的礼物》的多重均衡。

    刘老师跟周老师是夫妻，毫不奇怪的，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是很讲究的人（并且我常常偷偷半是羡慕半是嫉妒的跟人讲，他们多有生活情调丫），也是待人很宽的人，我借着做项目的由头把刘老师的办公室变成了我的会客室，刘老师还两头跑送吃送喝，呵呵，我又当了一次大爷。我的脾气急，且自诩为完美主义，因此常常为了一些细节的不完美，跟老师大发人家的脾气（最常见的语句是他们做统计的是干什么吃的，基本的表格居然还要使用者自己校对），居然还要轮到老师来平息这些无名火，实在是很孩子气，也是只有在那种人员构成下才能享受的特权。

    二位老师的共同点还在于都很好的贯彻了做事高调，做人低调的原则（当然后一条在某些场合是我不愿意看到但必须接受的），我实在不明白做数据处理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推敲和整理就拿来用的所谓实证研究是怎么一回事，并且我也疑惑这些产品的目标读者是哪些人；但是我知道在刘老师手里做的项目，每个数据都是经过了至少10次以上的推敲和多方校对，至少我们守住了实证研究的低限。然而二位老师鲜有传闻说跟谁谁闹不和，或是公开的攻击谁（虽然这不能算是缺点），并且在我做自然科学项目申请的时候，我试着用最包容的态度来解决可能出现的、来自高层的不和谐音符，也是来自于周、刘老师的建议。当然周老师有自己的想法，如想要建立现代的经济学教育体系，至少在学校内改变一些陈旧的传统。最近的例子如邹恒甫老师以及他在IAS算是成功了一半的例子（周老师对IAS十月事件有自己的看法，当然主流上我们师徒是一致的，那就是这明显是自毁长城的做法），以及复旦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复旦集结了一大批青壮年的研究者，如王永钦老师、石磊老师、寇宗来老师、张宴老师等人，他们才是未来的脊梁，我有时候会不经意的提起这样一个命题:我们学校这样的行动轨迹，哪一天才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和上海财经大学的全面海派进程（看看他们最近的动作，我们常常唏嘘，并且陷入类似李约瑟之谜的自我考量中），都是我提出的几个参照物。这样双赢的事情，居然有看不见的手来阻碍，实在是一种悲哀。再比如对文献的看法，至少在这里，我们师徒是一致的，并且我也认为在这一点上周老师跟我一样高傲，我们对很多重复建设的文献不屑一顾，宁可牺牲效率也要作出自己的文献索引，就像杨小凯当年做的一样，这也是周老师给我的文献列表普遍是英文的缘故（以至于我看英文文献的速度比看中文快）。但是周老师不是那种技术流的人，因此她很注意跟我们强调模型背后的故事，不能让论文流于技术重复。并且虽说老师脾气温和，但我也见过她为师兄论文的事情发怒，有点怒其不争的意思，我想这是她在“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学术氛围里所能作的唯一的事情。

    说到为人师表，我听闻我的同门师兄师姐们已经有好几十位了，当然很多都没有见过，见过的几位有元老级的梁广师兄，还有据说个性飚捍的黄诚师兄（当然我不觉得）跟常常跟黄师兄PK的跑去当小秘的（当然是重点培养对象）孙辉伟师兄，以及常常调侃或者说调戏服务员的张振国师兄、皈依佛教的但是在我们威逼利诱下破了荤戒的汪志波师兄、当然还有跑去广州不再跟我抢饼的刘品洁师姐，以及传说中出门带枪的黄莉师姐等等，同样不能忘了目光敏锐但是眼睛很袖珍的周克师兄（他对我有过很有意味的品语，我至今不能准确把握），和眼睛同样小，但是笑起来很阳光的徐良师兄（如果我再主动点，说不定真可以改变轨迹成为理论新锐，像他开的玩笑一样）还有同代的双李、刘......个性鲜明或者说个性各异的人，聚集在同一个门下，记住同一个号码，记住同一个地点，形成朴素的“聚点均衡”：会在一段约定俗成的时间内给自己的老师问安，或是碰上婚庆会回来拜会他们......我觉得二位老师在为人师表上已经做的很好了。当然我的境遇是我自己的惰性造成的，包括跟皇后大学的擦肩而过，跟其他条件无关，所以我私底下觉得周、刘二位老师对我过于遗憾了，他们已经倾尽全力，遗憾的是我是个不成才的学生。

    05年10月16日才正式结识，却已经无话不谈的好友张俊（drinking）老跟我提这样一个提法来形容我们碰到的老板：“我们碰到了最好的老板，但我们不是最好的学生”似乎颇能说明问题。他的老板是武大叶初升老师（毫无疑问，我跟张俊认为他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明日之星，原因主要来自于他做事情的态度和对人的态度），我的老板是财大周月梅老师还有武大刘伟老师。

    如果说这是“导引”那由我做就太不恰当了，毕竟我不是元老，也不是最有成就的学生。

    若权作回忆的点滴，或是截取部分作为论文的注脚，就更合适了吧。

这个Seminal拖了很久了，抱歉，今天开始第一篇关于它的文章－－只有几篇文献的综述，权作开端。

关于发展和增长的概念以及若干现行度量方法请参阅博金斯等（1996）的《发展经济学》，或者张培刚张老、谭崇苔谭老的教科书（分别是《发展经济学教程》、《发展经济学》），作为整个研究的起点，请恕我从现行的，重要的也是最抽象的理论模型开始，以下是正文：

刘易斯（LEWIS，1954）开启了战后发展经济学的新篇章，他所观察并成功描述的二元结构，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找到了实际支持；传统部门（主要以农业部门为主）与现代部门的交互关系在他的文章里（以及若干后继文献）成为了主要研究对象（主要是以二者的此消彼涨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发展三阶段（最后完成此提法的被认为是费景汉和兰尼斯）），同时也描绘了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的路径和条件。他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关于边际生产力递减的假说，同时回避了古典经济学家普遍的悲观论调，强调了由现代部门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和收入增长为持续发展所注入的活力。其主要观点是，在传统经济占主导的经济环境下，由于存在现代部门的萌芽，以及传统经济存在的种种失业（主要表现为农业部门的隐性失业）所支持的劳动无限供给，将导致现代部门能够持续获取劳动力，以及创造资本(和完成资本积累)，从而促进新一轮发展，并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二元结构......只到传统部门不存在失业，劳动力供给开始实现市场化，工资开始按照边际生产力定价，经济步入向现代部门占统治地位的结构过渡，最终传统部门完成了现代化，经济成为了完全的商业经济。

费景汉和兰尼斯（Fei and Ranis，1961）继承了刘易斯的分析范式，如前，他们使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的发展路径完整了，他们的分析比刘易斯（1954）前进之处不仅如此，还在于强调传统部门的功能不仅仅是储备劳动力大军，更是为现代部门补充农业剩余，因此，重视农业技术进步便成为自然之意；同时通过在二元部门彼此相对重要性上的修正，对农业部门自身发展对经济结构演进的意义也成为了可能的和必须的。因此，最终这两篇文献常常被归为－－“刘易斯－费景汉－兰尼斯范式”。

做为规范分析的基础二者也许是合适的，但二者也有明显的缺陷，大体如下：1，劳动力转移的平滑性被大大忽略了（这也是常见的批评之一，后续有大量研究着眼与此，如巴德汉（P.Bardhan,`1999）托达多（Todaro，1969）哈里斯和托达多（Harris and Todaro，1970））；2，用上述范式，则二元结构的由来可以被归结选择问题，如根基于报酬差异，或是两部门间的比较优势等等“简单的”经济理由，而对城市化进程本身的、以及二元结构分工的效率意义缺乏关注，或是解释苍白。

基于第二点缺陷，杨小凯和莱斯（Yang and Rice，1994）发展了第一个新兴古典一般均衡的城市化模型，它从交易成本的规范定义出发，预见城市的出现以及城乡分离会作为分工演进的结果而出现；同时，它也在一般均衡意义下，解释了城乡人口流动的原因；以及更为根本的，是城市化开始，到二元结构演进这一趋势出现的原因。

选取以上文献的出发点在于，以上三篇主要文献都为经济结构的演进提供了相同的、或至少类似的目的地预期；不同之处在于，刘易斯（1954），以及费景汉、兰尼斯（1961）侧重于对过程本身的描述，而杨小凯和莱斯（1994）则对过程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初步的解释（当然是基于交易费用的，类似于成本收益的分析范式），为了能够对制度的形成有动态的认识，而不是仅仅像新古典经济学传统那样把它理解为外生的，或是如普洛米修斯的火种或干脆就是天上之物那般理解，也正是基于“角度比方法更重要的原则”，我选择上述三篇具有某种程度上重要意义的文献。

以上仅为很不严谨的文献综述。

参考文献

Bardhan,Udry.1999 Development Microeconomics

Fei,Ranis,1961 the Theory of Economics Development

Harris,Todaro，1970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Lewis，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Todaro, 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ment countries

Yang,Rice,1994,An Equilibrium Model Endogenizing the Emergence of a Dual Structure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Sectors

    本来今天是发布Seminar的日子，但是抱歉，翟翟筒子可能要再等等了。

    原因是近来有两个事情让我很上心：1，郭凯前辈大概跟他的部分读者们闹别扭了；2，追刘德华的那个丑孩子居然好意思索赔，或有意向索赔。

    关于郭凯前辈（链接见“参考资源”），我注意他是从我同时读英文原版和翻译版的《博弈论》开始的，在他的文字里有点G.Becker和周其仁老师的味道。我接受过不算太长时间的经济学训练（正规训练开始于2.5年以前），跟这些前辈们比，我所受的训练也谈不上严格，但是我的老师总强调从日常的观察入手，作冷静的分析，才可能给自己的文章注入灵魂，而不是仅仅show自己的数学功底如何如何，所幸，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牛角尖，并且自认为能在自己的文章里阐述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人云亦云，或是作个文抄公。扯远了，以上归结起来就是思想比方法更重要，角度比深度更难把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郭凯前辈至少天天都在训练自己的头脑和眼力，并且用经济学的视角来讲述一个个故事。

    个人以为，这样的文字，在一个标榜言论自由，实则FQ横行，革命思维阴魂不散的年代，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个人更期待前辈能保持自己的做派，即便他将来回到国内。同时，博客写什么，怎么写都是博主自己的意愿，爱看不看，自己的地方自己却没有处置权，实在名不副实；反之，为了迎合大众口味而写，不如去做娱记，个人之见，权作一笑。

    说到娱记，我想到最近一个新闻（如上，第二点）。追刘德华的丑孩子死了爹居然索赔。请原谅，面对这些混的不能再混的事情，这里我难以分清个中情理，就让我当个情理不分的人吧。在我眼里，这是如下一个故事：一孩子为了A明星逼死了爹，跑去找A说，你看，我爹因你死了，你是不是该意思一下......。

    我没闹明白这个孩子到底是脑子进水了还是头被门板塑型了，或是娱记吃饱了撑的－－拿死人开涮，干人明星鸟事！

    两件事情有个共同的解决之道：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当然，对那个可悲的孩子例外，就是这样。

    

 by YOUNG

    在《经济观察报》上又看到关于民营企业原罪问题的讨论了，关于这个，我有两个问题要说：

    1st：似乎每年都有人将民营企业原罪问题放到媒体上爆炒，舆论分为赦免派和追究派，观点直白，针锋相对，而官方媒体却总对它三缄其口，一段时间后，这个热点就慢慢蛰伏等待来年，这已经是几年来的情况了。

    依我个人的偏见，对于民营企业第一桶金的所谓原罪问题的考虑，追究也好，赦免也好，都在其次，原罪问题的成因是在一个特定游戏规则下特有的产物，那个时代，所谓双轨制，公司制，等等名词，都是为了实现经济运行模式的实现转变而选择的特定路径。第一桶金的来源及其相关问题，正是这样的游戏规则下的产物，从广义来说，不管其符合道德评判与否，从理论上，其是经受了社会选择的产物，从实际上，其也是成为了显规则或是浅规则为社会所默许。特定游戏有特定玩法，那个时代的评判法则纵然有漏洞，游戏规则纵然有缺陷，但不能因为游戏者按照游戏规则赢得了大奖就推倒重来。因此，若一定要对原罪问题作个评判，依我看来，至少是在重新评判那个时代的游戏规则之后进行，才可能有基本的立足点，才可能有符合历史特定性的结论。

    其次，对原罪问题的考虑，如果说其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个人看来，是立足于一个国家回顾自己的历史，回顾自己的发展路径，回顾自己的制度演进，归结起来，一句古语：以使为镜，可以明得失；而不是简单的红与黑的二分法，或是类似末日审判似的非死即生。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的冷酷上不惜笔墨，但是围绕资本主义“原罪”问题的争论，在西方已是过眼烟云，今天的研究者更多的是抱着如勃兰特总理那般审视历史的态度，将它作为一个历史命题来进行研究，而不是放到道德，或是今天的法律层面上进行评判。

    再次，任何市场经济制度，都是演进的产物，演进的动力是市场经济活动中信息的交汇与总结，其从诞生到成熟，不是一日而就，因此过去的疏漏，是今天的重要参考，今天要评判的是今天是非问题，而不是昨天。

    因此，对原罪宽恕或惩罚的评判，至少应该基于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它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在重新审视那段历史之后才可能得出公允的结论，而不可能是简单的红与黑。

    2nd：关于原罪问题屡次被提起，并且迅速引起热议的原因，早些时候看到某些人的论调是贫富不均带来的大众的仇富心理。我认为那不是问题的完全答案，甚至还仅仅是根据表面现象得出的结论。若如这样的论调，那么“待经济增长带来经济发展后，人均收入提高了，贫富差距至少看起来缩小了，原罪问题便没有意义了”的结论便是再符合逻辑不过了。然而，一个民族缺乏对自己历史必要的反思，就为现在一切非合理的行为找到了至少足以免责的理由。这是在我看来它的一大危害；

    其次，上述问题，将对原罪问题本身的考虑，偷换成了贫富阵营的论战，给了很多人贫民代表的光环，抑或是演变成是平均财富，还是保障平等获有财富的权利的争论（实际是就改革合理性的争论），效果，更不用说了，^_^

     综合以上，“原罪”究竟是赦免还是追究，不应该是个问题，因为它找错了靶子。

by Young
一点背景

     自凯恩斯已降，古典经济学被正式分割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不仅大学里的课程成了不同的两个部分，研究者也开始了两条歧路的征程，70年代以来，种种挑战，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遭受了“沉重打击”，没有基础的大厦，再好看，也是昙花一现，对现实解释的苍白，导致了宏观经济学家将突破口锁定在了“忽视”以久的微观基础；微观经济学的发展，随着数理手段的进步，以及一帮天才研究者对古典激励问题的重新构造，导致了其不再仅仅适合解释生产问题，消费问题，还适合解释国家，民族，以及埋藏在二者之间－－共同的制度问题，因此，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这对双胞胎兄弟试图再合为一体，不过这次的结合，也许层次更高，展现出知识架构螺旋式的演进。基于前述背景，本文试图阐述二者如何结合，以及展望结合部的发展。
发展中的激励问题

关于激励理论（发展历史参阅（Laffont《激励理论》2002，Chapter 1））
     机制是委托人为实现完成自身目标而制定的种种合约的集合，激励理论又称为合约理论，因此，激励理论在对机制设计问题的研究中，起到了基础工具的作用。演化理论的发展与融合，又为激励理论提供了新鲜血液，使其可以突破机械的经济人行为模式，开始探索民族，历史，文化对机制形成的动态影响，根据经济动机自发构造的种种机制交织在一起，经过长期的社会理性选择，便可称之为粗糙的制度（注意，根据经济动机构造而成的经济机制，不是根据精英意志而成的）。研究对象向人深化，研究领域向制度扩展，研究方法向动态化看齐，如果说Walras'Law是对一种经济交换机制的描述，那么ESS状态下的委托代理问题又何尝不是，无非后者穿上了动态化方法的外衣，加入了理性思考的两类（或三类）参与人，加入了更多的约束条件（经济的，甚至社会的）。

 

关于发展经济学－－如何分饼的问题

     提到发展经济学，无法不区分增长与发展的关系，简单来说，增长是我们能看见的，如今年GDP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几；发展是我们不容易看见的，如，人民平均收入水平，人民平均受教育水平......等等指标的综合。这里提供一个很简单的命题，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充分，需要财富分配的合理化，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理想归宿。

     具体来说，PARETO虽然是公认的最有效的标准，然而它并不能保证最公平，抛开增长的质量不谈，即是经济健康增长，然而90％的财富集中在1％的手里，无论如何，笔者无法认同，这是现代社会所应该具有的特征。因此，制度的设计需要对掉队的人进行一定范围内的保障。其背后的出发点很简单，人人生而平等，平等的具有财富的获取权（当然是通过合法手段）。根据上述制度原则，细化到种种机制，也就是以北欧国家为典型的社会福利系统。补充强调下，这里涉及到的“一定范围”关系到效率与公平的两难选择，涉于篇幅，不展开了，但是假定效率与公平存在最优的均衡点，那么以它为平衡点，向左向右，无外乎偏向绝对平等，或宽恕原罪式的合法剥夺，例子也有很多，前者看看我们前辈进行的社会试验，后者就近看看金氏王朝。
     那么，由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宏观经济学家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增长理论，提出种种增长方式，个人的理解，这是对事物理解的必经之路，由前所述，“增长”是为“发展”提供一个物质平台，白话点，就是把饼做大，然后才考虑如何分饼的问题。
     如何分饼，需要规则。自然而然，个人认为这是现代激励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点，其外延可以有很多，比如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政府投资的约束问题等等，为什么首选激励理论作为基本工具，道理在于，由前所述，如何增长与如何发展的问题，纵向上具有前后关系，横向上具有效率与公平的相互制约关系，如何寻求均衡，是个问题。合约设计的要义在于双赢（Win－Win），从经济角度讲，即制订者实现自己的目标，同时使得代理人有动机接受和约，因此，从合约设计问题的这一特点向宏观问题的映射，导致了激励理论的引入是可行的。

     当然，上述陈述，仅仅是针对财富分配方法的一点看法，相关的问题还有很多，可以参阅博斯金《发展经济学》（BORSIKI，2002）

一点展望

     个人认为，从方法论上讲，经济问题的研究由人们日常的经济生活开始，最终也将回到对人的关怀，而不是仅仅看重一个个数字，一个个模型。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由于分工的加剧，合作成为必须。有合作，就有如何合作的问题（上述问题无非领跑者如何与掉队者“合作”的问题），有如何合作的问题，就有种种机制来使这种合作关系规范化，种种机制的优胜劣汰，排列组合，就构成了人类制度的演进过程。其中没有精英意志（或者表述为精英决定者），有的只是人与人不同的信念的融合，提炼。发展经济学包含了激励问题，开启了现代经济学家对人的关怀的大门，是经济理论向人的发展回归的一步，激励理论的“演进化”变革，将进一步为基于增长理论而成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注入新的元素，也许在未来某时，它能使发展经济学的方法论突破被广泛诟病的“经济人”假设，变成更为自然的学问。

这是写给周琴筒子的留言，放在这里做备份。

“我们不是培养绵羊，而是培养有高度个性的人，这些人今后无论在什么形势下都能作出正确的选择”——牛津大学教授

    注意，这句话存在风险！

    风险的来源很简单，在于对这句话的理解，断章取义，极端的解释有很多，我结合16号的帖子只举出一种：“不做绵羊，时时的章显个性。”看起来有点道理，也很有人文精神，我姑且称之为“反鸵鸟”论调（因为它相对于处处回避的“鸵鸟”精神）。它的弊病在于，过分强调自我。注意是“过分”。这里存在多维度：时间的“时时”，空间的“事事”......一个组织（organization）或者团队(team)，甚至小组(group)，是一组通过相互竞争相互妥协，后形成的一套规范组织起来的人，合适的规范，足以使G变成T，反之依然。规则只有慢慢修正，并且强调下，是渐变过程，经验表明，通过剧变式的变革，往往需要补课。

    细化到一个组织内部，成员的特立独行，而无视规则，将会突破既有的框架，也即剧变，结局有两种，1，形成自己的框架，另起炉灶，结局往往是反复重复剧变，独立，剧变 2，孤立，黯然离开。

    每个组织有自己的传统（广义的规则），规则，中国又特别讲究这个，这也是本民族具有深厚凝聚力的原因（当然，遗憾的是凝聚力的背后是多层次多核心的存在），无视约束的特立独行，负面效果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

    当然，我认同在框架允许内的个性，即尊重不同意见的存在性（注意，而不是尊重不同意见本身的内容）。它是一个组织，乃至一个社会，存在竞争，继而优胜劣汰，继而再竞争，再选择的螺旋轨迹的基本成立条件，也是民主思维的基本表现形式。

    同时，强调个性，也意味着，要有自己的主见。这需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耳朵去倾听，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构造自己的主见而不是人云亦云。

    第三，前文所述的规则，需要补充强调一点，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让它动起来的，正是组织内部存在的个性使然，当然，强调下，它是渐变的，因为每一个规则，都是经过选择的，代表了组织的整体偏好，无论是从WARP，或是从SARP，抑或是布坎南的《同意的计算》提出的分析规范，都可以推出相应的结果。

    第四，人的发展，也是如此（它可以看作是人与世界的动态博弈过程），通过自己的观察，去思考，去吸收，去提炼，去融合，去实践，再观察，再思考，再吸收，再提炼......螺旋进步的过程。

    总结下，强调个性，培养主见，但需尊重规则，才是对文首语的理解，个人之见，仅为矫枉过正，欢迎指正。

to Mr Ding:
       I'm sorry to reply your last short-letter so late, just because i don't wanna be angry and despress in my words!
       I choose to call you Mr because you are over 18 years old. So in my eye, you can manage yourself and be in the charge of yourself as also. In further, Economics is the course of “Choose”(or How to make your choice?). Your choice makes you be the best way of develop or improvement. 
       About one year ago, you decided to join CCER or the GuangHua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I know it's your decision or your choice. Now you said you were so tired that you nearly can't afford it……
       It's your business, as your friend, I only wanna say , as a man you must take it serious with each sentences or even every letters you say. If you wanna drop it, it may be an another way to develop yourself I say. If your choice is just a game you play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and you change it randomly without serious thinking, I can only say it's so pity to see it and in my opinion you can't afford your choice, you can't be identified to further study. If so, Retreat, when you do so. Please!
       It's normal that I think you knew when you decide to take such exam. You will be exhaustive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methods to deal with it (if you want to go ahead!)
       From Oct 22nd I started to read “the Carnegie”, if you are still tired you can find detail in it (Believe it or not).
       At last, I want to put emphasis on that I'm a good listener and even a consultant but I can't make your choice ( It's your turn!), so if you want to complain something you meet ,just speak loudly to me, but I'll give no reply anymore if the thing worry you is like this.

       There are some pain on my head for some days, I get to go.
                                                                                                         Yours
                                                                                                         Young

今天看到的新闻，基本就改了个标题，就把手机实名制的新闻改过了，呵呵。

懒得展开了，省得血压上升，留着精力做论文去。

     如果有人没有用其他手段，玩777之类的游戏却总是赢钱，游戏设计者不干了，吼着，你有本事把钱退回来，重新玩玩看？如果我是那个游戏者，大可不屑一顾的一笑了之，去，一边凉快去。

     现实中却总有这样的游戏设计者，他们对自己设计出的游戏规则充满了自信，有人在他尊崇他的游戏规则，得到了他不想看到的结果，就想推倒重来，并且说，游戏不是你们这么玩的。呵呵。这种事情我不愿意看到，可惜，今天还是在一帮GCD党员的投票会上看到了。

     我不愿意把学生民主选举看作是多利益集团的角力，因为这种选举还发生在校园里，多大的事儿？

     结果出来了，某集团的人全部落选（虽然有的人我认为他有资格当选），于是设计者不干了，说不要有门户之见，人家落选者的贡献有目共睹，于是乎重新选吧，云云。

     规矩是人定的，规矩规定了我们可以如此行动，我们从自己利益最大化出发，这是合约理论的最基本要件(不清楚的可以去看看拉丰教授的激励理论－委托代理模型，算是最简单的教材之一)。那么第一，说是我们存有私心，存有门户之见，嗯，不过规矩并没有否定它的存在性，因此是合法的，拿它说事，有点想期待博爱的资本家一样可笑和荒谬；第二，要以此为理由，再投票，那是对自己规则的挑衅，以及对我等的不信任，那么根本就没必要投票，多余的事情，呵呵。尊重不尊重规矩的刘邦，而不尊重尊重规矩的项羽，看来已经根深蒂固了。

     因此，本人回击这种无端的指责，当然只在我的自治领里。并，如果要整重复谈判，尽管谈，尽管投，投到满意为止，不过别叫我再去看闹剧，我保留我的看法，并且回避争斗，同时强调一些类似的家伙不要把制度性的失误推卸到尊重制度的人身上，原因如上。游戏设计过程中的BUG被人识破合理利用了，是改进游戏设计的契机，结果却推倒重来，呵呵，惯性。

     到此为止，不外推了。

 

后记1：

     今天最终结果出来了，效率真高！忍不住关注了下，某人如愿当选，我从心底里恭喜，并且也认为他“实至”了。以我所学，所想，谈判的东西是各方斗争与妥协的过程，再一次验证了我的理解，谈判嘛，谈出来的，人人都有发言权，当然是建立在足够实力的支撑之上的，像我这样的平头老百姓，没发言权，有了也没人听，索性游离在权利圈之外，顺手回答下少侠那个混球的挑衅，这还是在学校里一次很普通的选举，多大的事，都搞成这样，更别说其他地方 ，我爸说生不如公门，死不如地狱，他是看透了官场之道，并不愿为之（不是不能为之）而已。

     目下是最好的结果，皆大欢喜，不过已经超出了选举这一固定框架的范畴，成为了多方谈判。因此，某些人的游戏设计可谓完全失败。如果想得到这样的结果，大可直接点，不用绕弯路，耽误大家的时间。

     至于这种漏洞百出的游戏，拜托不要在我的眼前show，否则我还是会毫不犹豫的寻找BUG然后寻求自利，到时候别再来这套，愿读服输，是资本主义精神的要义，是要建立在足够的权威之上的，那时就别怪我撕毁约定加入争斗了，否则无聊的闹剧真是ENDLESS，第一次觉得这种虚假是由衷的恶心！

   

     今天完成了论文综述部分，主要是应付开题用，并且也强迫自己多看点文献，结果虽然博得了部分朋友的肯定，但是远远不能让自己满意。并且注意到，花了约3个月（实际上很零碎）搜集起来少量的外文文献所包含的信息量，远远大于国内刊物的内容，如果不是想偷懒，剪贴复制的话，我甚至不会引用大部分存在于参考文献中的中文论文（注，是论文，不是书）。

     首先阐述下国内期刊论文的主要题目趋势，国内的研究通常服从如下格式：

     1，大段的背景或是中央文件引述，主要强调论文的立意2，基本模型完整的阐述，注意，大部分包含了推导，当然也有的文章，将对方法的改进放在这里3，××方法在××领域内的应用，贯题4，结果，政策建议（三段论）5，参考文献，除了基础教材外，就是几篇经典论文，加上几个不知所谓的文章。

     在对方法的讨论上，主要集中在技术引进纵向的再加工（理论方法改进），在应用的讨论上，主要是套用数据的实证问题。理论讨论是数学公式越复杂越好，实证问题是政策建议写的越多，图标越多越好。我不认为这样没有自己对基础经济问题洞见的论文能够称得上论文，没有对基本问题的抽象，而建模，而解模型，而得出结论，而分析，总是缺乏前凑的“肖邦”。

     题目的概括准确性也是头大的问题，大段大段的论文综述，我却找不到多少对经典文献的评品，以及与自己文章的对比，以至于我只能靠题目来确定论文的内容了，譬如在题为激励理论的动态研究的文章内，我发现的是将人的根据人的生理周期划分激励方案的评价方法，我认为这样的文章，应该的题目是员工激励方法综述－－生命周期内的考量，更妥，这样的东西，碰到了很多。

     总的来说，国内的研究，就其立意来说，大部分是为文章而文章，而非解决问题（无论理论或是实际问题），这当中的扭曲激励问题，不在这里多论，否则从抽象，到建模，到求解模型，到分析结论，我的毕业论文就遥遥无期了。

附：毕业论文参考文献（10月8日版）

参考文献：

Grossman G.M and C.Shapiro (1985) “Optimal Dynamic of R&D Program”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Romer,P.M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0:1187-1211

 

Phelps,Edmund.S(1966) “Model of Technical Progress and Golden Rule of Rearch”

Review of Economy Studies 33:133-146 

 

Solow R.M (1957) “Technical Change and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9:312-320

 

Shell Karl. (1966) “Toward a Theory of Inventive Activit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62-68

 

Shell Karl. (1967) “A Model of Inventive Activity and Accumulation”

In Karl Shell, ed, Essay on the Theory of Optimal Economic Growth 67-85 Cambridge: MIT Press

 

Nordhaus William D (1967) “The Optimal Rate and Direction of Technical Change”

In Karl Shell, ed, Essay on the Theory of Optimal Economic Growth 53-66 Cambridge: MIT Press

 

Shavell Steven. and Laurence Weiss (1979) “The Optimal Payment of Unemployment Insurance Benefits Over Ti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7:1347-1362

 

Hopenhayn Hugo.A and Juan Pablo Nicolini (1997) “Optimal Unemployment Insur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2):1187-1211

 

Wang Cheng and Stephen D. Williamson (1996) “Unemployment Insurance with Moral Hazard in a Dynamic Economy”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40(0):1-41

 

Zhao Rui (1999) “The Optimal Unemployment Insurance Contract: Why a Replacement Ratio?” Mimeo University of Chicago November.

 

Atkeson Andrew G (1991) “International Lending with Moral Hazard and Risk of Repudiation” Econometrics 59(4):1069-1089

 

Besanko，D．and D．Sappington(1987)，“Designing Regulatory Policy with Limited Information”， London：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Loeb，M．and W.Magat (1979)，“A Decentralized Method of Utility Regul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339—404．

 

Kremer.M (1993) “Population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One Million B.C. to 199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 681-716

 

Laffont，J．J．and J．Tirole(1986)，“Using Cost Observation to Regulate Firm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 94：614—641．

 

Laffont，J．J．and J．Tirole (1993)，“A Theory of Incentives in Procurement an Regulati0n”，M1T Press，Cambridge．

 

Laffont，J．J．and J．Tirole (1994)，“Access Pricing and Competi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8：1673—1710．

 

Laffont，J．J．and J．Tirole (1996)，“Creating Competition through Interconnection：Theory and Politics”，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 10：227 —256．

 

Vogelsong，I．and J．Finsiger(1979)，“A Regulatory Adjustment  Process8 for Optimal Pricing by Multiproduct Firms”，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0：157—171．

 

Sappington，D．and D．Sibley(1988)，“Regulation without Cost Information”。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9：56—60．

 Guellec，D．and B．Van Pottelsberghe (1997)，“Does Government Support Stimulate Private

R＆D”  OECD Economic Studies，29，II，PP．95— 122．

 Mmuneas，T．P．and I．M．Nadiri (1996)．“Public R&D Policies and Cost Behavior of the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63，PP．57—81．

 

陈志俊、张昕竹，(2004)，科研资助的激励机制研究---分析框架与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2004（1）VOL4

 

程华，（2005） 科技资助促进企业R&D研究，科研管理，2005（4）Vol26，

 

王廷惠，《微观规制理论研究--基于对正统理论的批评和将市场作为一个过程的理解》,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经济研究所,2003年版

 

刘军 （2005） 国内R&D问题研究综述，科技管理研究，2005（12）

 

汪秋明，（2005）新规制经济学研究述评，经济评论，2005（4）P2~P3

 

杜传忠，（2003）“激励规制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2003（2）P2~P3

 

金玲娣，陈国宏（2001）“企业规模与R&D关系实证研究” 科研管理，2001（1）VOL22

 

年晓红，黄琳（2004）“微分对策理论及其应用研究的新进展” 控制与决策，2004（2）VOL19

 

张荣，刘星（2003）“动态最优税率设计问题:一个Stackelberg微分对策模型”系统工程学报2003（5）VOL18

 

张建华，刘仁军 （2004）“保罗·罗默对新增长理论的贡献”经济学动态 2004（2）

2006以后,重庆的小学生可以用白色来形容阳光而不是金黄色;昔日的巴蜀兄弟又开始共患难,至于朝廷的关注嘛......,大局出发,八荣八耻,爱党爱国,舍小家顾大家,HOHOHO

呵呵,和谐社会的官僚也会有打盹的时候.不过我天生愚顿,没法理解而已

引文如下：

（联合早报网讯）四川省巴中市近日爆发民众骚乱事件，当地城管人员殴打一名无辜的中学生，结果引发民众不满，包括数百中学生在内的二千多市民，纷纷袭击政府官员和破坏政府办公室及车辆。

     由"17秒的暴力"想到的(与经济学无关)

    

     昨天跟某"浪友"聊起一个很无谓的话题:你我是否该为国家做点什么?并为此辩论多次,现在作个侧面回答,顺带说一句,那个浪友现在的身份是某市城市管理大队队员,因此,我的回答就从今天中午看见的央视题为"17秒的暴力"的节目开始:

     故事内容,司空见惯,无外乎城管暴力执法,要说让人有所触动,就是,受害者是一位60+的老人,一群大汉的一顿暴打,好个严格且依法执法.

与国家法律老说,维护城市美观整洁,是他们的职责,被暴打的人确属无证商贩,但是这仅仅是我的引子而已.LOGICALLY,我们承认国家法律得合理与完备性,因此我们首先容忍城管如此执法在职责上的合理性,而不去涉足道德评判,毕竟本人倾向于并且试图用ESS和NIE的某种综合观点看问题.

     基于法律的合理,且构建法律体系的基本--民主精神,更何况是在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下的公民,公民权,或更放松我需要的条件,改为基本的生存权,是与生俱来的.基于此,商贩有他们的生活,或退一步谋生以求生存下去的权力,这是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类似公民法之类的法律规定的.因此,本人仅从法律的观点,且班门弄斧的,略见上述故事中的点点矛盾:

     公民要生存,城市要美观,乍看上去都有理由,本应并行不悖,确常常发生以上故事,以至于"司空见惯",实则......,

     接下来,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首先,引述节目本身提出的一个疑问,"加速城市化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想最终可以归结为一个"主体为谁"的问题,加速城市化建设,究竟为了谁?显然,用不太准确的词汇标书,任何民主政府是经由公民民主选举,且代表广大公民意志的行政机构;套用经济学词汇翻译它就是:政府是代理人,全体公民是其委托者.总的来说,就是如下关系,委托者委托代理人管理国家日常事务,并提供相应资金支持以求得代理人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以及各项公民权利的正常行使.那么,上述问题的答案很明确,全体公民!但是上述故事的发生,且屡屡发生,说明委托代理的链条断裂了,部分公民有生存的诉求,而政府却有要求城市化的诉求,目标的明显不一致,导致了故事的发生.而目标不一致的原因,笔者认为,来自于对城市化主体为谁的认识错位.

     它的表面现象看上去是一个很简单的悖论:论证要素为1,我们要让全国人民过上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享受发达的物质文明以及精神文明,所以我们要进行城市化运动;2,而有些人出于生存的需要,破坏了我们的城市美观,因此我们依法行政了;3,"有些人"是人民(注,上述违法者仍属人民范畴,原因见相关法律条文);4,"有些人"是人民,可能因此而丧失生活来源.加上两个公理,公理1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公理2,没有禀赋的人,将很难满足物质需求.......

     政府权责的错位,政府"大"而"全",与之相比,底层人民的生活确实如此这般.如此之大的反差,至少可以折射出,社会经济改革带来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高速全面的发展("发展"与"增长"的区别,请参阅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或《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在贯彻这一正确论断的同时,忽视了后续的社会福利,没有为掉队的人留下救命稻草,有海外媒体认为,中国社会张力在扩大,我想,可能说的就是贫富差距扩大这个问题吧,还好,新的发展公报里有提到这个问题,至少,政府开始重视了,说是幸运,聊以慰勉.并且,后续的报道里,有河南的一村人因为温总理的一句话("城市化建设要搞,农民也要进程卖东西呀"大概如此)得以得到优待,至少不会像那位倒霉的60+老人一样,至少说明,"清官意识"仍然驻留在主流意识内(后面的话又要扯到民主这种讨厌问题了,舍去)

     二,另一面,双方看上去都有理,但问题并不是不可解(至今未解,却是一个大问题)

     古来治洪,其一为输;二为堵.既然将他们视为洪水猛兽,视为不合法的存在,并且导致了政府目标的难以实现,那么在依法行政导致非独立媒体的道德拷问前,为什么就没有人考虑过将非法变为合法呢,任何的改革者,同时也是背叛者,何况这些也是有径可寻,并非摸着石头过河,众多官方市场存在,无不是对自由市场的种种妥协后收编而来.但上述故事却依然令人司空见惯,于双方可能都是头疼的问题.笔者认为,这里反映出国家主流意识里"革命意识",斗争而不妥协.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斗争与妥协交融的历史,斗争是为了妥协,妥协是为了斗争,文明在妥协与斗争的成果中一点点成长.学术领域,不辨不明;政治领域,时战时和.完成了学术思想的积累以及政治领域的积淀.缺乏妥协的斗争,就像一台高速行驶却没有终点的列车,但是轨道是有尽头的,......

      因此,我能为国家做的事情就是在旁边指指点点,如果有人听的话;如果没人听,我就缄口不言,处世不惊,作个不倒翁,保持思考即可,至于加入公门,恩,我不想去,人家也不要我,双向不选择,HOHOHO.另,国家有它的希望所在,虽然你我看到的不同,但至少它存在是共识,从演进的角度来说,现在的种种总会过去.当然,弄清楚"should be"和"be"的区别很重要,因此如果要求演进目标是如你我想象的乌托邦,那么请看看昆德拉的<<玩笑>>.但演进的目标至少是你我思维的某种综合或妥协,当然,前提是独立思考.因此......(填空题,每题5分)

 

附:一段挺有参考意义的文字,算是一点拓展,或是当背景知识也无妨,文章来源:<< 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之父>>

     1990年，清华大学的梁小民教授把当年刘易斯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增长理论》翻译成了中文，他认为，相比之下张培刚的书远在刘易斯之上。梁小民在比较这两本书时认为：刘易斯在他的书里是主张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刘易斯说的“工业化”就是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但是张培刚和他不一样，张培刚在书中是叫作“产业化”，也就是说把农业作为产业的一部分，不是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而是把农业和工业作为整体来发展。现在看来张培刚的观点是正确的，刘易斯的观点是片面的。后来刘易斯本人也作过反思，他说，过去他太重视工业了，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是错误的。
　　张培刚和他写的书在经历了30多年的磨难之后，终于在国内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对此也极为遗憾，他说，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领导人能够礼贤下士，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我们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如果50多年前在中国没有像张培刚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似乎还可以原谅自己。但是我们不仅有，而且张培刚先生是毅然决然地从美国返回了中国。这就是历史的悲哀，历史的遗憾！

 

 

参考文献:略

后记:

以下是让我感到难过的照片,不愿卷入左右之争,本人不是所谓"左",或"右",只是一个掌握了一点点皮毛知识的伪FQ.上述文字,仅为回答某"浪友"所做,不过是加了点佐料而已,算是完成了这次的功课.

 

      竞争真是个好东西，至少对被垄断的家伙而言，绝对是个好消息，竞争者来了！狼来了！

      略略想了下，好处可以归结为几面。

      第一个，像是废话，至少没有，或者说，垄断被削弱了，就清华和港大的例子来说，换了当年的我，就断不会为了争取去北京而白白浪费600＋（750）了，再说，香港，澳门，采取的是全球招聘，在学校内部都是聘用制＋半个末尾淘汰制，师资自不必说，就学生来说，毕业生的命运关系到学校的名誉，不像国内的某些大学，来的时候奉若上宾，走的时候扫地出门再不关我事，如此，不用说难有昔日校友的真心支持，就是应届毕业生也无不咒骂（何必骂人泥，明明知道学校是这样）。

      二，偶尔HAYEK一下，既然如港大这样的学校来了，学生可以用脚投票了，自然学阀该休矣，也给了国内大学一个蓝本，看看世界主流的课程设置，学校设置。题外一句，没听过人家有党委书记，人家的学生对政治的热情却高于国内学生，人家的管理模式类似于董事会之于经理的管理模式，学校是自己的，管理者做的决策关系到自己的利益，反过来看看，唔，行政任命，算了，不提它了。回到正题，从群族自发演进的观点，这无疑给发展迟缓的中国大学一个不小的外部冲击，信息结构不同了，以之对应的制度选择有了更多可能，自然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式，有了更多演进目标，我们自然可以期待，自己的后代可以进真正的大学了。

      当然，这要建立在允许正常的人口流动的基础上，以及足够的舆论自由，否则，官方学者们群起而攻之，说这是不正当竞争，云云，拉倒，不如继续闭关去。总之，港大之流来了，好事，至少，我可以有更多选择，看看不一样的新闻。  

      by 小阳

      写在最前面的话，在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与非主流经济学的争吵中，我不愿意加入任何一方，我依然故我，我只尊重自己的判断，不附会，不同流，观点可能雷同，想同道者致以最真挚的歉意。

      所谓非主流经济学者，在本文中我缩小了它的范围，特指忽视数理分析，而采取所谓定性分析的经济流派，反之，主流经济学，这里也缩小范围，定义为数理经济学，注意这个定义是很不准确的，不过笔者认为，在本文中，倒如科斯讲的，还不到精确性的时候，呵呵。

      放眼时下国内大小期刊发表的文章中，无不充斥着，所谓DEA，模糊，混沌云云吸引眼球的字眼，而对其经济解释提及甚少，刻意追求数学的技巧，它毕竟是经济学论文？解释经济，它全是抽象的模型，用在物理领域也无不可？那么笔者不仅要问，要它作甚？这也是笔者留下以下文字的原因：

      随着邹恒甫先生等人的进入，国内经济学看到了自己的渺小和分析方法的落后，因此国内数理经济铺天盖地而来，大有夺了传统marx阵地的趋势，因此被某些泰斗大呼为洪水猛兽，而大家批判，因此数理方法在国内经济研究中的发展是缓慢的，这是共识，期间也有IAS事件等等发生。但是既然开了眼界，也就知道数理方法如何如何优秀，因此近年来国内，对海外人事的模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修正，因此才在追赶国际主流的旗帜下，留下了笔者所见的复杂高深的论文。但有一点，实笔者甚为不解，数学的要义是什么？

      笔者也是学习数学的，虽不通精要，也知道数学的出现是为了简化问题，而不是反而使之复杂化，建模如斯，试问一个对世界呈100％的模型，有它的作用嘛，嗯，观摩吧。因此，在高举将中国经济学引入国际主流的旗帜前，是否可以想想如下问题，我们需要怎样的经济模型，需要模型做什么？

      论文高深是好事，因为证明作者学问到家，但是我们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呢，虽然阿罗－德布鲁做了一般均衡存在性的证明，是纯数学理论的论文，纳什的传世之作也是纯数学理论，但他们无不植根于日常的经济现实，反观国内的诸多论文作者，在追求技术细节的时候，是否对其背后的经济规律，经济现象有足够的关怀呢。

      凯恩斯曾说过，经济学家，同时还必须是个历史学家，哲学家，。。。。。。数学，只是它的一方面，不是全部，注意，这里笔者用了肯定判断词。

     经济学研究在于解释经济现象，数学模型提供了很好的语言工具，简洁，明快，便于证实，证伪，基于假设的不同，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建模者站在那里看“经济”这一风景的，因此纷争便被很大程度上的限定在了假设的合理性上。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数学在简化经济问题中是无可替代的。

     遗憾的是，那只是事情的一方面，中国有句古话：过犹不及。经济模型，不能是技术大于现实解释，否则何以谓之经济模型。单纯的技术模型，犹如没有空有躯干的人，没有了灵魂，也就无所适从。

     说到我心目中的数理经济学的旗手，邹恒甫先生，我很佩服这位不屈的湖南人，也很感谢他让诸如我辈知道了自己的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国外的“同行”又怎么样。故此，在此笔者需要强调此文的重心所在，笔者不是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相反，希望在国内，引入更多的分析范式，同时也对很多人曲解数理经济学这个概念表示担忧，过渡的使用技术建模，而忽视经济意义，无异于欧洲的旅行乐者，他们总有自己的炫技曲，也有所谓世界第一快手的光环，在凭借自己的技术获得掌声的同时，对音乐的本质却大大的忽视了，热情之后，又有几人记得他们的炫技曲呢。诚如前文那样的指导，将更加使经济与数学分离，它将对经济问题的解释弱化，却追求建模技术的高超，与炫技者何许神似也。

      失去了经济的数学只是空空的模型，失去了数学的经济，只是文字游戏。这些笔者认为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失去了对问题的洞见，剩下的是钻研建模技术，拿什么原创？对别人的模型缝缝补补，中国几时能够出现自己的诺贝尔，几时能够出现公认的大家。

      稍微需要补充的是，国内所谓的元老派，和海龟派，也就是以老马系统为主的经济学者，以及已walras、marshall的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系统经济学者，前者视后者为洪水猛兽，这是公开的秘密，个中原因不是我辈可以妄议的，方家自由公论；后者亦视前者为如瓶颈之物。前者对后者的思想一概排斥，后者对前者的定性分析也不屑一顾，本来事务的两个方面，就被如此这般的切割开，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风骚五十年，如此这般。张五常先生说过，经济学要回到经济解释上去，而不是政策建议。西方也有古语，妥协是艺术，遗憾的是东西有别，到了国内，妥协是万万不可能的，只有 在这个时候，国人变得好斗，变得强硬，高举发展国内主流经济的大旗，互相攻击，近闻，海外有人评价国内经济学家没有独立人格，呵呵，岂非妙语哉，岂非奇谈哉，谈经济到了谈人格的地步，这是一大快事，若如此，我大可说，知识就是力量也是错的，因为培根本人就是品性不正，玩笑了。。。。。可惜时下唯独没有人想到如何综合发展，使得经济学真正成为解释经济的学问，而不是构造经济的学问。否则，诸公可以看看俄罗斯休克疗法后的种种景象，可以看看拉美人民如今的生活。。。。。。民国时期有句笑话，清谈误国，莫谈国事，呵呵，用到这里反而觉得有几分入木，经济学从初生的那天起，就是解释经济的学问，后来的某一天，某人说，我们是否可以用它来构造我们理想的社会，于是，经济学变成了文人手中的枪，它们可以用它针砭弊政，而它的本来面目却被轻描淡写的略过了。以至于到了国内如此学风下的极端做法，皆以技术高超为尊，若高人如此之多，那笔者正好可一遂往昔的志愿，玩世不恭，畅游天地。

      最后，笔者不反对，数理的经济，但是笔者反感，数理经济这一概念被如此曲解，笔者认为，数理经济，要经济而数理，而非反之，故作此文。